以下文字轉載自：林國源校長個人臉書貼文（花蓮縣立三民國中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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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層體制在 VUCA 年代會帶來政府頻繁跌跤的災難

教育系統的變革有諸多的難，歷史慣性、多元利益關係人、投資週期長、條條框框的法規限制多⋯⋯常常讓人知難而退。偏偏方新舟董事長就用三不原則來挑戰這種種的難，CoLab 的夥伴都知道方大哥的三不原則，不難的事不做、不能擴大規模的事不做、不能影響深遠的事不做，這三不原則涵蓋了系統變革的起點（難）和目標（可複製的根本性變革），可以說是投入系統變革工作的黃金準則。

其實教育系統變革的難，並不是獨有，大抵任何在社會系統中的變革都會遇到這些難，以原住民族正名運動來說，前前後後就花了十年的時間，透過無數的遊行、抗爭、倡議⋯⋯最終才在國民大會以一票之差驚險過關，讓台灣的公平正義向前踩出一步，但即便倡議迄今已經近 40 年，仍有許多議題、偏見或刻板印象需要努力。

前國教院林崇熙院長在此次論壇中兩次用「問題無法在既有的情境下解決」這句話來小結系統變革的難，筆者猜想「既有的情境」指的大概是盤根錯節的結構性脈絡，筆者作為一個偏鄉實驗教育學校的校長，感觸最深的應該是科層體制的侷限吧！

科層體制的侷限

科層體制的不敏捷和防弊思維對教育創新和系統變革來說，是一種扼殺，在邊界上的摩擦頻繁、耗能甚至讓人氣憤，無怪乎林崇熙前院長用了「無法」來凸顯挑戰。科層體制的不敏捷是一個先天的限制，一層層的決行機制讓公文往返曠日廢時，加上公務人員對法規的錯誤理解或過度詮釋所衍生的來回溝通、公文往返，花掉的時間更是倍數般地增長。

而科層體制的防弊思維更是讓人難以忍受！這個防弊思維無法歸責於任何一個公務人員，筆者認為這個防弊思維一方面來自於媒體效應，二方面來自相關法規的敘寫與刑責。政府提出任何政策，都會經過媒體的放大檢視，而且檢視的範圍無遠弗屆，從多重利益關係人不同觀點的照顧到配套措施的完善與否都在受檢驗的範圍中，這讓政府政策的擬定、配套措施的規劃、訊息的揭露到政策的論述，一路下來都得要四平八穩，不能有任何擦槍走火，因此風險控管就成為重要的指導原則。

其次，公務人員在養成過程中強調守法重紀，特別是對貪汙與圖利的防治更是列為重點項目，法規的敘寫更是盡可能的避免「掛萬漏一」，以刑法第 131 條為例：

公務員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令，直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這樣的敘寫會讓其中的「直接或間接」成為公務人牢記在心的關鍵字，也因此在自己主管的業務上，都得時時刻刻防防範「間接」圖利的可能，完全忽略罪行成立必須在「明知違背法令」的前提下才會發生。所以在每一個「創新」企圖解決問題或是興「國庫、人民」之利時，都被「錯置」地放在公務員避免圖利的思維下理解，久而久之謹小慎微變成文公務人員的文化，以不變應萬變成為明哲保身的生存法則。

在科層體制的不敏捷、高度控管風險以及謹小慎微的文化下，面對複雜需要彈性因應、變動性高、或節奏快的題目，科層體制都解得很差，如偏鄉教育、教育 AI 等，偏偏在 VUCA 的年代，這樣的題目越來越多，從口罩、疫苗、防疫措施⋯⋯一直到全球暖化引起的雞蛋問題，會發現這些複雜需要彈性因應、變動性高、節奏快的題目，科層體制往往都得跌跤，這也是在 2030 教育 AI 年會中，幾乎每個場次都有人主張 AI 應該有民間主導政府支持的獨立機構來推動的原因。惟有這樣公私協力的作法才能免除科層體制在 VUCA 年代頻繁跌跤的災難。

作者｜林國源（花蓮縣立三民國中校長）
編輯｜孫竹均（均一平台教育基金會品牌行銷實習生）